《明報》2010年10月10日

【明報專訊】旅居德國期間，結識一台灣女子，天資聰穎，學問淵博，她贈我以書，教我師法古人之行誼，要我選一古人，為之考訂年譜，日夕比對古今做人處世之道，好使自己視野開闊，貫通古今，此所謂與古人神交之法。在春秋時代，先聖孔子以周公為師，朝思暮想，《論語．述而第七》曰﹕「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說﹕「我實在衰老太甚了，已經很久無夢見周公。」這是廣東歇後語「見周公——發夢或睡覺」的古老典故。

神交古人 開展視野

聰穎女子讀的是法政科，師法對象是大明萬曆朝的宰輔張居正。我呢，告訴她的是王夫之，頗令她景仰了我一回，實則我暗地選的是張岱，這個不敢告訴她，免遭她笑，就如我隱瞞她的許多事。王夫之與張岱，同是亡國之民，所謂遺民，前者剛烈深邃，後者風流蘊藉。假若她一朝揭發，我會說，王夫之與張岱一同歆慕，猶如同時喜歡子路與曾點，都是孔門之教，一體兩面而已。

張岱留名後世，靠的是《陶庵夢憶》、《西湖尋夢》一類的憶舊散文，《夜航船》是雜學，他生平的史學巨著《石匱書》則不傳於世（內容納入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張岱是散文家也是史學家，美國史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與張岱隔世相惜，為之編修傳記，爬梳學問，撰寫《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漢譯本，二九），哀悼一代中國文人妙思雅趣，在滿洲極權統治之後淪落。時至今日，張岱的明人雅趣，只能在日本和台灣傳承。

記錄末世 繁華雅趣

史景遷之書，綜合張岱散文記述，重組文人世家的生平。張岱是仕宦世家，家業豐厚，田產及房舍無數，除了讀書作文、吟風弄月之外，可以品茗烹泉，遊藝玩樂。家中有傳承三代之戲班，令張岱可以撫琴操曲，而且在曲文之中經歷世情及鍛煉文字。《陶庵夢憶》記敘張岱冬天狩獵，帶同家僕、車馬、姬妾、弓箭、糧食到郊外，野宿寺廟，五名姬妾穿上王昭君式樣的高貴毛裘，騎馬陪侍。獵後看戲，舒展筋骨，獲獵物則攜之到友人家烹煮，把酒度夜，這是明朝一個不算顯赫的江南世族的閒適生活。世族生活之華麗精緻，中國本來是有的，今日要遙望歐洲了。

張岱在崇禎時代度過青春，快意享樂，明亡之後，感懷前朝舊事，回憶詩酒友儕之殞命與江浙風華之傷逝，憤而著作，以記憶抵抗時代逆流。《陶庵夢憶》序曰，由於要將往事錄存，流傳後世，以著述留名，令張岱的意志有如高僧的舍利子，可以抵擋劫火﹕「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不住燃燒的創作力竟令他得享八十高壽。

張岱愛煮茶，與三叔張炳芳切磋品鑑各地名茶名泉，尋求茶與泉之匹配。最得意之作，是取斑竹庵之禊泉，放置三日，去其石腥，以沸水注入寬口瓷甌，下茶葉及茉莉，待其冷，再衝以旋滾之沸湯，靜觀茶葉「有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叔侄將此茶稱為「蘭雪」。張岱又自養一牛，夜製奶酪，以蘭雪茶攙和，久煮之，香氣勝蘭，入口如雪腴霜膩，又以鶴觴、花露之酒蒸之。這些名稱，中國本有，今日也要到日本尋找。清初無疑是盛世，但士人委曲求存，失去氣魄，連帶風流也丟了。明朝比起宋朝，仍不算雅，《儒林外史》一開頭便嘆息洪武皇帝以八股取士之後，風雅大不如前。

史筆詩趣 文人相惜

張岱文筆，堪稱妙手。張岱通經史，家有戲班，能唱曲，而曲文又是雅俗共賞，故張岱之文，有史筆有詩趣，通俗易懂，如「湖心亭看雪」一文﹕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文中所記，不止雪景，而是人情。文人相惜，在明朝，連船家都感動。這就是中國丟失之事，是故，史景遷惜張岱，我惜張岱。

文 陳 雲

編輯 曾祥泰

当晚，我在克伦威尔大街行走，没有目的地，只是想更真切地感受这个帝都的夜晚。这条大街及附近的商业和生活区位于伦敦西区，从路牌上看穿越维斯特敏斯特区和切尔西区两个主要区块，想来离西敏寺和切尔西俱乐部应该不远。黑夜之中雨丝落下来，我和所有路人一样，没有什么感觉，也许是我们都已经把它当成了岛国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呼吸之间如果没有了湿意，那便是大呼beautiful day，然后开始一段漫无边际的英式对话的日子了。

一眼望去，半数以上的建筑大概都是遗留自帝国时期，然而年复一年的巨资维护并没有让他们沾染太多斑驳的风雨痕迹。这个街道的名字来自那位颇受争议的革命者和独裁者的姓氏，此君生前就像列车司机，瞬间就把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变换了轨道。他个人并没有体面光荣的下场，但是不可否认，他的政治遗产通过一连串的因果关系至今仍然深植于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政治肌体当中。

路上奔驰着和一百年前外形没什么大区别的出租车辆cab。其实其内芯的构件早已被一代又一代的工业革命给轮番替换，古旧的外壳只是虚有其表。由此可见伦敦人的帝国荣光的怀念，还是扎根在血液之中。对比一百年前的照片，眼前街道的布局和马路宽度几乎仍然维持在那个蒸汽机与马匹并行年代的水平。这在全世界的大都市中，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只是与那个年代不同的是，这个曾经的帝国政治中心，现在成了外国人的乐园，从商店服务员，身边匆匆而过的行人，再到路边豪华饭店里的座上宾，几乎都是东欧或者印巴肤色的人士。一路走来，几乎听不到英语，仅有的几句也是带着浓重的异域口音，曾经耳熟能详的伦敦音，一句都没听到。难怪有些土生土长的白人会感叹，现在的伦敦已经完全不是英国的伦敦了。而我想到更多的则是这个民族对外来文化和族群的宽容，在彼此权利不受侵犯的前提下，共同生息繁荣。

方圆一公里范围内，有我要去或者想去的很多地方，古老而现代的皇家阿尔伯特剧院，皇家音乐学院。有着达尔文传奇的国家自然博物院，国家地理协会，坎星顿公园和坎星顿宫殿；还有久闻其名的海德公园，那里有纪念戴安娜王妃的喷泉，和面对公众发表政见的spearkers corner，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其实开会的场所，帝国理工本身就是我的兴趣所在。其所在的地方本就是维多利亚女王所赐，至今校园里最具标志性的塔楼也是纪念她登基51周年所建。女王的草坪（Queen’s lawn），女王的大门（Queen’s gate），王子的公园（Prince’s garden），这里校内及周边的地名仍然在用一种含蓄又体面地方式展现并且告诉人们其尊贵的历史渊源。

帝国已经不在，但是就像陶杰所描述的英国的政治性格那样，英国的文化基因也仍然与过去一脉相承，处处呈现出保守的贵族文化与普罗大众的平民权利互相融合的一面。在今天的普世价值当道的年代，这种融合更是过滤了历史的血腥，文化进化的本身已经去粗取精，独留下一种独有的气质。就像英国的天气，下雨是家常便饭，阳光灿烂特别值得珍惜，阴雨绵绵的环境培育出幽默、柔和、绥靖的人生态度，相比之下乖张、直白、挑战的性格可能更加难以从容应付此间的自然和人文气候。

图片（自左至右）：帝国理工内的一条巷道，帝国理工内的一处基督教聚会场所，海德公园戴安娜王妃喷泉说明

重庆的一位父亲因为亲自送女儿进考场，却被飞来横祸夺去了性命。可怜的母亲在女儿高考的两天时间里，忍着巨大的悲痛，编织善意的谎言，强颜欢笑，继续接送女儿，直到女儿高考结束才告知这不幸的消息。这样的故事每年都会发生，在新闻里，在身边，发生在一代又一代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身上。听到这些人间惨剧，敏感的神经总会让我唏嘘不已。这些人间惨剧引起一连串的问题，它们萦绕着我，让我心底沉重，却又没办法回避。

如果一定要找寻背后的元凶，最后还是绕不开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个国情其实并不特殊，只是它们像一团生锈的锁链，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死结，让社会的进步困难重重。这些锁链包括：

a)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按照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大概60-70%，即使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也已经不算低。但是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源却仍然稀缺，特别是名校招生的地域性歧视更是让高考在大部分地方依旧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b) 但是这个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上大学的机会成本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名校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比如在英国，牛津剑桥两各大学除了需要特别优异的A-level考试成绩外，还要进行自主选拔考试，考试的内容更具创造性和挑战性，不是综合素质高的学生恐难过关。另一方面，英国的中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最终并没有进入大学学习。有些拿了GCSE文凭（相当于初中毕业文凭）后就开始进入社会找工作，有些则在中学阶段以后的college参加职业课程的学习（比如电脑技术，园艺，机械维修等）。这些所谓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甚至可以比大学教授的工资还要高。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均等，导致在发达国家上大学面临比较高的机会成本。上大学对很多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佳的人生选择。而中国的情况是，没有大学文凭基本上就和大部分单位招聘绝缘了，这个社会现实无形中又给高考生增加了一个紧箍咒。

c)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的合理化和公平化，显然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息息相关。中国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给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了超过需求的海量初级劳动力后备军，这些后备军来自相对落后的地区，很多只求温饱，能供得起家中小孩读书就是最大的目标了。因为有着这样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把这些行业的企业作为解决就业和出口的重要砝码，而这些血汗工厂的老板也乐意用极低的生存工资大量招聘初级劳动力，赚取全球产业链上的一杯羹的利润。富士康就是最好的例子。

d) 当然，也离不开我们仍然保守的社会观念。通过读书获得学位，考取功名，这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最自然最安全的通往成功的捷径。为了在这个捷径上以最大的概率胜出，年轻的父母们在孩子没有出生前就开始殚精竭虑为其做最好的规划了，其结果鲜明地反映在学区房的惊人天价和课余培训班的暴利上。而这种观念在现在中国的土壤上又被以上a), b), c)的因素不断地强化，强化的结果是，反过来加剧以上因素的严重程度，从而形成了一个被“锁入”的难以破解的循环系统当中。

至于如何化解这个谜局，就要看上述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在一点点往好的方向扭转局面，hopefully到了一定程度系统发生质的变化开始进入良性循环。但是眼下的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乐观——这个恶性循环系统的顽固性超出很多理论分析者的简单的想象。在这个迷宫里面，少数的财富拥有者（不管是通过金钱还是行政权力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倒是把问题的本质看得很清楚。他们可以凭着手头的资源，选择用脚投票——送子女出国留学，或者自己也手握他国的绿卡。而这个选择的可能性，也成了许许多多人奋斗的目标。这不是批判，也不是歌颂，而是社会现实。

先写到这里，接着准备明天最后一场学业考试，probably the last academic exam in my life。默默祝福所有的国内高考学子都能一偿所愿。

经无聊者的考证，那棵激发牛顿万有引力灵感的苹果树，有史以来最有名的苹果树，不是以讹传讹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的那棵，也不是剑桥大学Botanic花园里的那棵（这棵其实只是其种子发育而成的后代），其原本正宗是牛顿在林肯郡老家门口的这棵（见下图）。其著名的《力学原理》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英国朋友曾经对我举了好几个理由说林肯是个好地方，恰好林肯郡离我住的地方不远，准备酝酿下找个时间去牛顿老宅看看。如果有幸的话希望能从那树上摘一个苹果吃吃。但是，据我无聊的推测，也许这种叫做Flower of Kent品种的苹果并不会太好吃——不然的话苹果可能先掉进牛顿的肚子里而不是砸到他头上了。

JEP, Vol.24, No.2, Spring 2010.

Some of the topics (and titles themselves) are really attractive and seem insightful to those empirical researchers. Empirical approaches, much misused and even abused these days, indeed need these fundamental thinking. It would never be exaggerated to say that we need to make  much more efforts  in our research design than in running the regressions!!

I especially like these key featured papers:

The Credibility Revolution in Empirical Economics: How Better Research Design Is Taking the Con out of Econometrics (pp. 3-30)
Joshua D. Angrist and Jörn-Steffen Pischke

Tantalus on the Road to Asymptopia (pp. 31-46)
Edward E. Leamer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on the Experimentalist School (pp. 47-58)
Michael P. Keane

But Economics Is Not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pp. 59-68)
Christopher A. Sims

Taking the Dogma out of Econometrics: Structural Modeling and Credible Inference (pp. 69-82)
Aviv Nevo and Michael D. Whinston

The Other Transformation in Econometric Practice: Robust Tools for Inference (pp. 83-94)
James H. St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