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一位父亲因为亲自送女儿进考场，却被飞来横祸夺去了性命。可怜的母亲在女儿高考的两天时间里，忍着巨大的悲痛，编织善意的谎言，强颜欢笑，继续接送女儿，直到女儿高考结束才告知这不幸的消息。这样的故事每年都会发生，在新闻里，在身边，发生在一代又一代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身上。听到这些人间惨剧，敏感的神经总会让我唏嘘不已。这些人间惨剧引起一连串的问题，它们萦绕着我，让我心底沉重，却又没办法回避。
如果一定要找寻背后的元凶，最后还是绕不开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些个国情其实并不特殊，只是它们像一团生锈的锁链，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死结，让社会的进步困难重重。这些锁链包括：
a)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按照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大概60-70%，即使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也已经不算低。但是优质高等教育的资源却仍然稀缺，特别是名校招生的地域性歧视更是让高考在大部分地方依旧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b) 但是这个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还有上大学的机会成本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名校的竞争也相当激烈。比如在英国，牛津剑桥两各大学除了需要特别优异的A-level考试成绩外，还要进行自主选拔考试，考试的内容更具创造性和挑战性，不是综合素质高的学生恐难过关。另一方面，英国的中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最终并没有进入大学学习。有些拿了GCSE文凭（相当于初中毕业文凭）后就开始进入社会找工作，有些则在中学阶段以后的college参加职业课程的学习（比如电脑技术，园艺，机械维修等）。这些所谓的技术工人的工资甚至可以比大学教授的工资还要高。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相对均等，导致在发达国家上大学面临比较高的机会成本。上大学对很多人来说，并不一定是最佳的人生选择。而中国的情况是，没有大学文凭基本上就和大部分单位招聘绝缘了，这个社会现实无形中又给高考生增加了一个紧箍咒。
c) 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或者更准确地说就业机会和劳动报酬的合理化和公平化，显然与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息息相关。中国庞大的农村劳动力给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了超过需求的海量初级劳动力后备军，这些后备军来自相对落后的地区，很多只求温饱，能供得起家中小孩读书就是最大的目标了。因为有着这样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劳动密集型行业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仍然具有巨大的竞争优势。地方政府把这些行业的企业作为解决就业和出口的重要砝码，而这些血汗工厂的老板也乐意用极低的生存工资大量招聘初级劳动力，赚取全球产业链上的一杯羹的利润。富士康就是最好的例子。
d) 当然，也离不开我们仍然保守的社会观念。通过读书获得学位，考取功名，这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最自然最安全的通往成功的捷径。为了在这个捷径上以最大的概率胜出，年轻的父母们在孩子没有出生前就开始殚精竭虑为其做最好的规划了，其结果鲜明地反映在学区房的惊人天价和课余培训班的暴利上。而这种观念在现在中国的土壤上又被以上a), b), c)的因素不断地强化，强化的结果是，反过来加剧以上因素的严重程度，从而形成了一个被“锁入”的难以破解的循环系统当中。
至于如何化解这个谜局，就要看上述各个方面的发展是否在一点点往好的方向扭转局面，hopefully到了一定程度系统发生质的变化开始进入良性循环。但是眼下的情况似乎并不那么令人乐观——这个恶性循环系统的顽固性超出很多理论分析者的简单的想象。在这个迷宫里面，少数的财富拥有者（不管是通过金钱还是行政权力或者是两者的结合）倒是把问题的本质看得很清楚。他们可以凭着手头的资源，选择用脚投票——送子女出国留学，或者自己也手握他国的绿卡。而这个选择的可能性，也成了许许多多人奋斗的目标。这不是批判，也不是歌颂，而是社会现实。
先写到这里，接着准备明天最后一场学业考试，probably the last academic exam in my life。默默祝福所有的国内高考学子都能一偿所愿。
